南朝的北伐（55）
主笔：闲乐生朱晖
东晋义熙十三年（417年）十二月初三，即宋公刘裕克复长安后近三个月，同时也是刘穆之去世又一个月整，刘裕率军登船离开长安，返回建康。离开之前，刘裕任命次子刘义真为都督雍秦梁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雍州东秦州二州刺史，负责留守关中。
刘义真虽然长得很帅气（美仪貌，神情秀彻）也很得宠（刘裕七个儿子却单单带他北伐），但他这年才十二岁，毕竟少不经事，刘裕留下他的目的也不是要让他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；而只是借此向天下表明态度：我可把亲儿子都留在这了啊，我随时会回来啊！
当然，刘裕这个态度最多只能笼络（或吓唬）到一些地方势力，对于胡夏赫连勃勃与北魏拓跋嗣这种大佬肯定是不顶用的，所以刘裕还是给刘义真配备了不少精兵强将。
首先，实际主持雍州政务的是刘义真的长史王修（此后南朝以少年皇子担任都督出镇地方时，惯例都由长史“行府州事”）。王修出身于前秦宰相世家京兆王氏，前秦灭亡之后，王修跟王镇恶一样南渡长江流亡于东晋，先后投靠桓玄、刘裕，官至刘裕太尉府参军。
其次，刘裕还给刘义真指派了一位别驾，即当初在成皋投降晋军的原后秦尚书左仆射、兖州刺史韦华。如前所述，韦华出身于京兆韦氏，是关中名臣；他曾历仕东晋、前秦、后秦，是每一个政权统治关中都要求取合作的对象。所以王修追随刘裕灭掉后秦后，便主动求娶韦华之女，与这支能够左右该地区政治走向的雍州望族结成了亲密政治伙伴（注1）。而刘裕相亦亲执刘义真之手以授王修，又命王修执其子王孝孙之手以授刘裕，两家亦结为坚实政治同盟。
此外，其他留守的武将有：司马王镇恶领冯翊太守，中兵参军沈田子领始平太守，中兵参军毛德祖领秦州刺史、天水太守，傅弘之任雍州治中从事史、西戎司马。王修、王镇恶都出身关中大族，都是前秦名公之后，刘裕让他们一个做长史主民政，一个做司马主军政，显然都是想借助他们在关中的威望（傅弘之、毛德祖也有雍、司流民的身份），来取得当地大族百姓的支持。
但刘裕此等用人，仍然是有大问题的。晋军灭后秦之时，沈田子进军蓝田，王镇恶进军渭桥，二人曾有争功之矛盾，但最后是王镇恶首先攻入长安，接受姚泓君臣的投降，抚慰城中各族居民，出足了风头。另外在官位上，王镇恶为安西司马、征虏将军，沈田子为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，无论幕府职务还是军号、封赏，王镇恶都压过沈田子一头，沈田子心中也是很不服的。
事实上，王镇恶身为一个北人，却风头大、官位高、又曾私吞府库，所以与南人矛盾极大，不仅沈田子一人，甚至“南人皆忌之”，再加上沈田子这人在政治上很不成熟，这都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。
另外一边，割据陕北与河朔之地的夏主赫连勃勃获悉刘裕离开关中，觉得机会到来，乃咨询于自己的谋主、军师中郎将王买德：“朕欲取关中，卿试言其方略。”王买德道：“关中形胜之地，而（刘）裕以幼子守之。狼狈而归，正欲急成篡事耳，不暇复以中原为意。此天以关中赐我，不可失也。青泥、上洛，南北之险要，宜先遣游军断之；东塞潼关，绝其水陆之路；然后传檄三辅，施以威德，则（刘）义真在网罟之中，不足取也。”王买德这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刘裕代晋是必然的，平定桓玄、卢循、南燕、谯纵的功业就已完全足够，不需要再靠北伐后秦才能成事。刘裕无奈急归与关中旋得旋失，是百年分裂导致的胡汉矛盾、南北隔阂、人心不一所致，故而天下一统，还需要更多的变革与时间的洗礼。总之，这是时势给了赫连勃勃机会，而不是刘裕。
于是，赫连勃勃依计行事，以其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璝为都督前锋诸军事，率领骑兵二万人直奔长安，又命前将军赫连昌东塞潼关；任命王买德为抚军右长史，南塞青泥；赫连勃勃则亲统大军为后继。
次年418年正月，赫连璝率军直接开到了渭水以北，当地羌胡纷纷投奔，使得秦军先锋军一下子从两万增加到三万。沈田子作为始平太守，就驻扎在始平郡治槐里（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南），他想要带兵北上阻击夏军，但又觉得自己这么点儿兵肯定抗不过敌方两万精骑，于是弃城退守槐里东南的刘回堡，然后紧急派人至长安向王镇恶求援。王镇恶却批评沈田子胆怯，对王修说：“公以十岁儿付吾属，当共思竭力；而拥兵不进，虏何由得平！”这个消息传到沈田子处，让沈田子感觉又羞辱又愤怒，当初自己在青泥以寡敌众大破姚泓何等威风，如今却被王镇恶如此耻笑，这是何等的丢人哪！没多久王镇恶率军增援，与沈田子合兵抗夏，但这时军中不知道又有谁在传言说：“镇恶欲尽杀南人，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。因据关中反。”这种话完全没有什么可信度，很有可能是私通夏军的间谍干的，但对于心态失衡的沈田子来说已经足够可信了，于是在正月十五日，沈田子请王镇恶到傅弘之的大营来商讨战事，然后趁王镇恶不备，命他族人沈敬仁直接在中军虎账内将其斩杀。王镇恶有亲兄弟七人同在军中，也都被杀死。
傅弘之一下子傻了，他出身北地傅氏，因曾祖父沦没于后赵而晚渡东晋，所以门户下降，成为汉中、襄阳一带的流民帅。总之傅弘之与王镇恶的关中系、沈田子的江东系都不是一个派系，他搞不懂现在是个什么状况，于是赶紧派人报告长安。而沈田子也不像是筹谋已久的样子，表现的举止无措，只带了几十人就跑回长安，想要告发王镇恶谋反。其实刘裕离开长安时，是有给沈田子交待过，如果王镇恶胆敢谋反，那么沈田子诸将可以便宜行事。但沈田子并不管这个前提，他只是单纯的想搞死王镇恶，在他心里，王镇恶有没有谋反不重要，我认为他想造反就够了。
镇守长安的王修获悉此事，顿时就怒了。关中人的追念王猛，真像蜀人的追念诸葛亮一样，所以王镇恶在关中，是很得人心的（注2）。可沈田子却无故擅杀之，这对关中民心可是个巨大打击啊，王修遂命人逮捕沈田子，斥责他擅杀大将，将其斩首。
晋军两大名将内讧而死，赫连勃勃以为自己稳了。没想到傅弘之这个当惯了副手的却突然出来力挽狂澜，率五千步骑，在前方接连大胜，斩首俘虏夏军七八千。赫连勃勃听闻败报大吃一惊，他深感晋军不可轻视，遂退回安定，此后大半年都不敢有动作。看来这位赫连勃勃还是被高估了，如果刘穆之不死，刘裕能多留在关中数月，胡夏可能会被打爆。
但说这些假设都没用了，此时刘裕已率大军凿通汴水航道（黄河下游与桓公渎线路已冰冻无法通航）回到了彭城，得知关中消息，不由大为惊愕。沈田子这年已经三十六岁，且征战四方多年，应不至于如此胡乱行事，也许其中另有隐情，但刘裕远在数千里之外，也没有办法挽回什么了。为今之计，还是团结为上，于是刘裕上表称“沈田子忽发狂易，奄害忠勋”，追赠王镇恶左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并把事情都推到了沈田子精神错乱、突发狂病上面，以尽量减少此事的不良影响。对于王镇恶的死，刘裕后来一直心怀愧疚，登基称帝之后，刘裕第一时间下诏追封的两位功臣，就是刘穆之和王镇恶，王镇恶被封为龙阳县侯，食邑一千五百户，谥壮侯，并获得配享刘宋太庙的极高礼待。当时享受这个刘宋开国元勋待遇的只有刘道规、刘道怜、刘穆之、王弘，檀道济，王镇恶六人而已。
刘裕身为南朝第一英雄，军事政治权谋都是天才水平，唯一短板就是用人，把不适合的人凑在一起搭班子，又没有一个足够高的权威做协调，这最后只能是灾难。
果然，到了418年十月，长安班子又现裂痕，然后彻底崩溃！本来，赫连勃勃已经被傅弘之打到缩回去了，雍州长史王修、别驾韦华也已凭借其地方之威望稳定住了三辅的局势，只要再拖几年，南朝在关中的统治就稳了！
然而，刘裕的二公子刘义真虽担大任，但年少无知，常常随意赏赐左右侍从，王修经常约束他的行为，引发刘义真左右亲信的怨恨，于是一个劲地说王修坏话。刘义真就派亲信刘乞等杀死了王修。这一下错杀，才是刘裕关中经营毁于一旦的最深层原因（而非王沈内斗）。如前所述，王修韦华这一对出身关中名族的翁婿组合，才是影响三辅地区政治走向的关键。王修一死，韦华寒心，关中的豪强大族也就顿感失去了主心骨，大敌当前，难道要靠一个十二岁的熊孩子来领导我们保护我们吗？而且，王镇恶、王修两个威望巨大的关中出身的领导，不到一年就被南人陆续杀害，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关中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。正如马俊亚所言，与首都的距离通常决定着一个地区的政治地位和生态命运，离得太远，则很容易变成“被牺牲的局部”（注3）。近百年来，长安、关中作为前秦、后秦的首都、京畿，长期都是国家依赖的核心地区，如今虽然回归了华夏王朝，但刘裕并不肯留在长安，对此关中人已非常失望，如今更是处处感到被抛弃的感觉，所以现在关中局势只有四个字：人心尽去。
于是，缩在安定的赫连勃勃一下子感到机会来了，乃趁机派兵横扫关中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刘义真大惊，赶紧将所有军队都集中到长安城中，闭门拒守。不久，赫连勃勃大军主力进据咸阳，关中郡县悉降，长安成为孤城。
刘裕闻讯，知道让刘义真一个孩子挽救危局是不现实的，于是他陆续派了自己手下两大干将，即当年搭档灭蜀的辅国将军蒯恩与左将军朱龄石，让他们速速率军北上，去长安接刘义真回江南；又派朱龄石的弟弟中书侍郎朱超石（注4）北上去慰劳河、洛将士，以安定人心。至于刘义真雍州刺史与都督关中诸军事的位子，就交给诸将中最有行政能力的朱龄石代理。临走前，刘裕还特意交待朱龄石：“卿至，可敕义真轻装速发，既出关，然后可徐行。若关右必不可守，可与义真俱归。”作为一个资深赌徒，刘裕深深明白追涨杀跌的道理，如果局面不好就果断割肉，没啥舍不得的，赌徒就要敢赢不怕输！
只可惜，朱龄石有无数优点，但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“轻佻”，他小时候曾经趁舅舅睡着把他头上的瘤子给割掉，结果把舅舅给害死了。如今他已经四十岁，但仍犯了四岁时相似的错误，长安明明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肯定守不住了，朱龄石却让蒯恩、傅弘之、毛修之等人率军护卫刘义真东归，他自己却还要留下来坚守长安。刘义真更离谱，他不舍得长安城内的财宝，竟然命部下在城中大肆抢掠，然后满载东归。这意思，大概认为反正关中守不住了，不抢够东西带回去，这一趟就白跑了。雍州别驾韦华一看这局势，就知道南人完蛋了，于是果断出城“奔夏”，投靠了赫连勃勃。赫连勃勃乃命夏军前锋主将赫连璝率军三万追杀刘义真。晋军财物装了那么多车，肯定跑不快啊，建威将军傅弘之劝他：“公处分亟进；今多将辎重，一日行不过十里，虏追骑且至，何以待之！宜弃车轻行，乃可以免。”但刘义真不听，因为就算他发话，晋军将士们也不会听命的。这些车里装的都是大家此次西征所得的丰厚封赏与各种战利品，那都是拼了命赚来的，弃车留给匈奴人，开什么玩笑！？
结果，晋军才走到青泥关就被三万夏军追上了。蒯恩、傅弘之拼死断后，兵败被俘，毛修之与刘义真失散，也被夏军俘虏。只有刘义真藏身草丛，又得长安僧人释僧导之助，这才侥幸躲开追兵，逃归南方。后来释僧导就在寿阳建立东山寺，北魏灭佛时，大量僧人南下投奔释僧导，南朝佛教遂大盛（释慧皎《梁高僧传》）。
三位晋将被俘后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结局。蒯恩、傅弘之皆不降而死，其中傅弘之因为此前在渭北曾多次打败过夏军，最受赫连勃勃忌恨，所以被绑在了柱子上示众逼降。傅弘之是个很讲究仪容之人，北伐军刚刚进驻长安的时候，他在驰道上穿着华服奔马为戏，或驰或骤，神采飞扬，大道两侧围观的羌胡民众达到数千人，无不为他的潇洒与骑术所倾倒。但正因为如此，赫连勃勃决定狠狠地羞辱一下傅弘之。其实这胡主长得也算又高又帅一表人才（注5），却不料是个正宗的变态，他竟命人当众扒光了傅弘之全身的衣服，以为嘲笑。
当时已是418年十一二月份，天寒地冻，光着身子是要人命的，但傅弘之誓死不屈，在严冬呼啸的北风与满天的大雪中裸身痛骂了胡虏大半天，一声声从洪钟大吕到渐不可闻，最终归于寂静，时年四十二岁。赫连勃勃又命人将傅弘之的头砍下来，与所有晋军将士的头颅一同高高堆起，并砌成平整的台状，号称“骷髅台”。目的当是以此恐怖的“京观”，来震慑关中汉人。当年随刘裕北伐关中的北府儿郎，就此暴尸异乡，与长安城头的积雪同腐。《南史·孝义上·华宝传》上有一段关于无锡人华宝的记载，说他父亲华豪曾受命去镇守长安，临走时，他对八岁的幼子华宝说：“须我还当为汝上头（即结发戴冠，古代礼制，男子20岁行冠礼以示成年）。”却不料长安陷落，华豪也成了骷髅台下的冤魂。噩耗传到无锡，华宝痛不欲生。从此，他终身不戴冠，不娶妻，七十岁了头上还扎着孩童的双髻。凡有人问他何以如此，他便“号恸弥日，不忍答也”。华宝一生的难言苦恸，亦是全体南朝百姓的欿憾与遗恨。
至于毛修之，他在胡夏苟且偷生了下来，后来北魏灭夏，他又随之转归北魏，帮鲜卑人打仗，还给鲜卑皇帝烹制羊羹，高官厚禄享之不尽，最后官至抚军大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南郡公，终老在了塞外的北风之中。
另外一边朱龄石也没能撑多久，王修之死与韦华奔夏大大瓦解了关中人心，再加上长安豪族、百姓痛恨刘义真等人抢掠，于是自发组建了民兵驱逐“王师”。朱龄石无计可施，只得率残部在咒骂声与漫天飞舞的石头、瓦砾、烂菜叶中仓皇撤离长安，逃奔潼关。此时朱超石正慰劳河、洛至蒲坂，听说哥哥就在河对岸，遂渡河至黄河南岸，与朱龄石合兵据守在潼关东北的曹公垒。
这个曹公垒，就是当年曹操攻打关中与马超韩遂在潼关相持时所修筑的营垒，这里地势很高，易守难攻，但必须下山取水。结果夏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曹公垒，切断水道，晋军口渴无法作战，营垒很快就被攻陷。城陷之前，朱龄石对弟弟说道：“弟兄俱死异城，使老亲何以为心！尔求间道亡归，我死此，无恨矣。”朱超石握着哥哥的手哭道：“人谁不死，宁忍今日辞兄去乎！”最终，朱氏二兄弟及潼关守将龙骧将军王敬先都被夏军俘虏到长安杀害。朱龄石时年四十岁，朱超石时年三十七岁。之前的王镇恶、傅弘之、沈田子也都才三四十岁，全都是正在当打之年的国之良将，却都死在了晋宋鼎革的黎明前夜。“惜乎！百年之寇，千里之士，得之艰难，失之造次”（《资治通鉴·晋纪四十》晋安帝义熙十三年臣光曰）。
刘裕获悉关中大败，诸将皆殁，刘义真也生死未测，不由大为震怒，遂宣布刻日北伐。但朝臣们都认为前次北伐牺牲太大，后方也消耗太大，而且赫连勃勃已经占领了潼关要塞，就算是刘裕亲征，急切之间恐也难以攻克。而夏军占据关中后并没有再向东进攻，说明他们志只在此，中原河南之地并无失去之虞。此时刘义真逃到洛阳的消息刚好传来，刘裕也就断了兴兵的念头，只命秦州刺史毛德祖为河东太守，领军代刘遵考镇守蒲坂，以抵挡赫连勃勃东进。但不久赫连勃勃又派遣大将叱奴侯提率领步、骑兵二万人，进攻蒲阪。毛德祖兵力稀少难以抵挡，只得放弃河东之地全军撤回彭城。419年二月，刘裕又任命毛德祖为荥阳太守，领军进驻虎牢，无论如何总要保住中原之地。好在赫连勃勃得到河东之后似乎也就满足了，并没有继续东进。
遥望长安日，不见长安人（注6）。人老了就是不能随心所欲，刘裕此时距离去世只有三年多，英雄迟暮，旧疾缠身，自己恐已不能再挽射天狼的雕弓了。
与胡夏争夺关中这一战，晋军从上到下都犯了不少错误，以致王镇恶、沈田子、傅弘之、蒯恩、朱龄石、朱超石、王敬先等一大批在晋末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被杀，所以刘裕事实上已没有足够的军事人才支持他继续北伐了。事已至此，他只能登城北望，感怀一百多年前晋明帝“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”的哀愁，感念爱将傅弘之在严冬中叫骂而死的悲壮，慨然伤怀。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（注7）。刘裕满腹的愁思无处消解，只能故作风雅，命群僚诵诗，谢晦咏王粲诗日：“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，悟彼下泉人，喟然伤心肝。”刘裕想起这首诗正是当初他离开长安前郭澄之吟诵的《七哀诗》，不由老泪纵横，流涕不自胜……
注1：黄桢：《韦华考——南北纷争下的个体生命与家族记忆》，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第6卷，中西书局，2018，第59～82页。
注2：王仲荦：《魏晋南北朝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版，第358页。
注3：可参看马俊亚：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：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（1680-1949）（修订本）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23年，第493页。作者指出，在唐以前，淮北离京畿并不遥远，并提供了大量的生活资源，是国家依赖的核心地区，且当时淮北水道密布，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越，是全国的粮仓，是鱼米之乡，是最富裕的地区。然而唐以后，特别是在明清时期，当政治中心北移后，淮北成了边缘地区，把灾河和灾患引向这个地区就有了维护大局（保漕运和祖陵）的政治借口和事实需要。他们人为地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患转移到淮北，导致淮北成为了“被牺牲的局部”，经历了数百年衰败而又贫穷的近古及近代时期。
注4：朱超石早在十年前平定卢循之乱后就已经是四品宁朔将军，如今在北伐后秦时候立了大功，却成为五品中书侍郎。这是因为中书侍郎乃起草诏令的清要官职，人选多出身高门甲族，其声望也就比从前有所提高，受到士族的追捧与尊敬。比如刘裕女婿徐逵之早已是四品振威将军，战死沙场后却被追赠为五品中书侍郎。至刘宋以后，中书侍郎的地位更加提高，出身第一流高门琅琊王氏的王微（王弘之侄）就说：“吾高枕家巷，遂至中书郎，此足以阖棺矣。”（《宋书·王微传》）
注5：《晋书·赫连勃勃载记》：“（赫连勃勃）身长八尺五寸（约合今2.04米），腰带十围，性辩慧，美风仪。”
注6：出自李白《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》。
注7：出自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。
